实践中，船长身份与主从犯认定并无必然关系，需要综合考察船长在绕关走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认定主从犯。笔者查阅了近年来上海、浙江、江苏三地法院关于海上绕关走私案件的数十份判决，发现不同判决对于船长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作了不同认定，导致判决出现量刑不平衡的情况，现选取三份判决书来作简要分析：

（2019）浙02刑初98号判决书认定：2018年5月以来，为运输走私柴油，被告人潘XX、薛XX与周XX（另案处理）约定，由周XX支付240元每吨的运输费用，并指派被告人朱XX为跟船业务，由潘XX、薛XX租用“兴港68”船并雇佣被告人叶XX任船长，薛xx自任轮机长，共同驾船出海为周XX走私柴油。在结伙走私的共同犯罪中，被告人朱XX、潘XX、薛XX、叶XX均起次要或辅助作用，系从犯，应当减轻处罚。

（2018）沪03刑初125号判决书认定:2017年12月左右，被告人马某某、赵某某、吴某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，受他人雇佣，在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情况下，多次共同驾船至我国台湾地区装载精制白砂糖，绕关到我国境内无海关监管的码头卸货。在共同犯罪中，被告人马某某、赵某某、吴某某均受他人雇佣和指挥，起次要作用，系从犯，应当减轻处罚。

（2019）浙03刑初70号判决书认定：本案的其余船员系船长郭XX召集和组织，境外的油枭系郭XX联系接头，成品油入境后和岸上人员联系也系其所为，在走私货物入境的其他环节，如对其他走私共犯的“报酬”发放，也系郭XX所为。郭XX提出其系受人纠集而涉案，但是郭XX对所谓的“幕后老板”的基本情况又不作交代，其所称受不知名字等基本身份信息的人全权委托指挥走私的事项，明显不符情理及逻辑，足以认定郭XX拒不交代情况，或者其本人就是“老板”。本案确实存在着在走私货物入境销售环节，还有其他涉案人员未归案及未能完全查清，但是该情形不足以影响到对郭XX主犯地位的认定。综上，应当认定郭XX系主犯。

海上绕关走私的环节多，链条长，如果侦查机关未作情报经营，很难将走私团伙一网打尽。事实上，海上走私需要有人提供资金、有人负责境外采购、有人负责码头卸货、有人负责陆上转运、有人负责境内销售、有人负责货款结算以及利润分配。团伙成员少则十余人，多则近百人。任何环节都不可或缺、至关重要。

海上运输只是众多环节中的一环。在全案查明，幕后老板到案的情况下，受雇于人的船长被认定为从犯已经在全国形成共识。但在幕后老板无法查明的情况下，有的判决认定船长为从犯，有的判决认定船长为主犯，显然是同案不同判。

第一，该案船长的具体行为并没有超出一般船长的职责。为证明该案船长系共同犯罪中的积极参与者，判决书用了大量的笔墨罗列了船长的种种具体行为，但是说服力并不强。因为该船长的上述行为几乎是每一起走私案件中船长的应有职责，被认定为从犯的船长照样实施了上述行为。

第二，即便被告人拒不交代，也不是认定其为主犯的理由。犯罪行为完成以后，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已经确定。案发后被告人的态度只能认定其是否具有从轻情节，绝不是认定主从犯的理由，因为《刑法》中关于主从犯的区分是不考虑认罪态度的纯客观评价。

第三，主从分的区分应该从被告人在全案中的地位作用来考虑。《刑法》中主犯的主要作用指的是行为人在全案中的作用，而不是在某个环节中的作用，否则容易断章取义，以偏概全。本案船长在全案中显然不起主要作用，其只是在船上人员中地位作用突出。如果将其认定为主犯，就像因为只看了《红楼梦》的前几回就将贾雨村、刘姥姥认定为《红楼梦》的主角一样，让人贻笑大方。

最后，事实存疑的利益究竟应该归于谁。从判决书的说理来看，合议庭试图查明本案的幕后老板，不回避还有人没有到案，还有环节没有查明的事实。但是从表述上来看，将事实无法查明的责任归于被告人，违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。虽然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被告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，但是法律没有规定被告人对存疑事实有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。如此认定违背刑事诉讼中事实存疑时利益归于被告人的基本原则。